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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283 凌晨三点的过年
撰稿：林琦琦

過年的醫院，有一種奇怪的安靜。

走廊燈光比平常柔和一點，護理站貼了春聯，桌上多了一盒年糖，像是把「團圓」這兩個字硬塞進白色牆面裡。可是一切又太安靜了——安靜到你會聽見自己的鞋底摩擦地板的聲音，聽見自動門開合時那一聲輕輕的「叮」，也聽見監測器在某個病房裡不合時宜地尖叫。

我是一個菜鳥住院醫師，住在台灣。我的老家在馬來西亞。過年放假四天，大家都回家了，我卻像被班表釘在醫院裡：第一天值班24小時，第二天回家睡覺；第三天又是24小時，第四天回家睡覺。

四天假，聽起來像恩賜，算起來卻只夠我在值班與補眠之間來回。若要回馬來西亞，得有一張機票、得有一段完整的時間；而我只有一張排班表，和一個不敢鬆手的職責。機票昂貴不划算，更重要的是，我走不了——病房不會因為我想回家而停止運轉。

台灣的過年很冷，我穿著羽絨服就上工了，和馬來西亞那個四季如夏的國家很不同。來到醫院，我脫下羽絨服，穿起厚厚的秋冬特製的醫師袍。「今天又是你啊？林醫師。」「哈！對啊，醫院的便當好吃嘛。」我跟同樣是過年回不了家的護理師噓寒問暖著。喔不，應該說——苦中作樂。

我值班的樓層是腎臟內科與胸腔內科。

在這裡，身體的水分、電解質、呼吸、痰、氣體交換——一切都以數字與波形呈現，規律得像語言。但身體一旦崩壞，那些語言會瞬間變成求救。

凌晨三點，求救來得最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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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內科的病人，常常是這樣。

水份出不去，身體就把它藏在肺裡、心臟旁、四肢末端。過年不會替他排掉多餘的水，祝福也不會替他把鉀離子降下來。我一邊請護理師立刻抽血、一邊請大家準備急救藥物，同時打電話給主治醫師。電話那頭的聲音很快、很清醒——比我更清醒。

當主治醫師趕到的那幾分鐘，時間被拉得很長。我聽見走廊遠處的電梯門開合，像某種救援的訊號。

主治醫師一到，我們幾乎沒有多餘的言語，只用最短的句子交換資訊、分配動作。他站到床邊，我站在另一側，病人眼神像抓住最後的救命繩，抓住的不是我們的名字，而是我們還在他身邊這件事。

胸腔內科也沒在客氣的。

凌晨三點，簡直就像考試時間一樣精準。

公務機響起，我整個人從床上跳起來，用肌肉記憶把聽筒貼到耳邊。「醫師，八床突然喘得很厲害，血氧掉到八十！」

那一刻我腦中沒有「過年」也沒有「假期」，只有一個直覺：跑。

病房的空氣像被擠壓過。病人坐起來，雙手抓著床欄，胸口起伏得像要把自己撕裂，他看著我，嘴唇發白，最高階的呼吸器已經被資深護理師替他戴上。

監測器的數字不客氣地亮著，SpO₂掉到80%。那不是一個「我覺得身體不舒服」的數字，是一個「快要沒命了」的數字。護理師在抽痰，黏稠的分泌物像卡在喉嚨深處不肯鬆手。病人咳得全身發抖，像把肺裡的水與恐懼一起咳出來，痰裡夾著淡淡的粉紅，泡沫似的。

「準備插管工具！」「打給加護病房定床位！」「抽動脈血！」「抽全套靜脈血！」「照一張X光！」指令一句接一句地從我口中吩咐下去，整個護理團隊都攜手幫忙。

插管的瞬間很短，短到像一個深呼吸。鎮靜、固定、接上呼吸器，數字慢慢回升，監測器的聲音不再尖銳，病房裡緊繃的空氣才有了一絲縫隙。我跟著推床去加護病房，輪子在地板上滾動，聲音在過年的寂靜裡格外刺耳。那條從病房到電梯、再到加護病房的路，平常走起來並不遠，今天卻像穿越一整個夜晚。

病房外的走廊仍舊貼著春聯，紅色的「福」倒貼著，像在嘲諷，又像在祈禱。推床出去的時候，我聽見遠處有人放鞭炮——很遠，很弱，像是別人的世界傳來的回音。那一瞬間我忽然想到，外面的人正在說「新年快樂」，而我們正在說「保持呼吸」。

值班的日子，有時上一個急救和下一個急救之間的空檔很少。

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口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吃到那盒年糖。手套換了又換，口罩拉了又拉，眼睛因為睡眠不足而乾澀，卻又被緊張撐得很亮。

急救完整個人會突然清醒，像是身體把所有疲憊暫時推一邊，先把你推上戰場。等你下來，才把重量一口氣塞回你的肩膀。

這一忙，就到天亮了。距離下班還有半小時，我坐在電腦前補值班紀錄。

窗外的光從灰變白，日出陪我一起急救。

護理站有人在分年節的點心，笑聲不大，卻真實；而我盯著螢幕，手指放在鍵盤上，卻一直打錯字。我的手還在抖。那種抖不是冷，也不是緊張，而是剛剛按壓、抬肩、固定、推床、抽痰——那些姿勢留下的餘震。像身體還停在急救的節奏裡，還沒被允許回到日常的節奏。

我明明該回宿舍去補眠，卻完全睡不著。腦袋像還在重播那兩個病房：監測器的尖叫、血的味道、病人抓著床欄的手、主治醫師趕來時的腳步聲。明明人已經救回來了，可我的神經還在問：「下一通電話該怎麼做？」

就在這樣的清晨，我忽然很感慨。沒有一個病人願意在醫院過年。他們不想在病房裡聽賀年歌，不想在點滴架旁看窗外的煙火，不想把紅包換成藥單，不想把團圓飯換成清淡飲食。他們留在這裡，不是因為任性，而是因為身體痛、因為喘、因為危險，需要留觀，需要有人隨時看著，才不會在夜裡突然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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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對他們來說不是節日，是一段必須撐過去的時間。

而對我們來說，過年不是缺席，是值守。

總要有人成為他們的照顧者。在他們最不想待的地方，替他們守住最基本的安全感；在他們呼吸變得脆弱的時候，替他們把每一次吸氣接回來；在家屬無法立刻趕到的夜裡，替他們先站在床邊。

那個人，有時候就是我們——醫師。不是英雄，也不是口號，只是恰好在場，恰好不離開，恰好班表裡的人是我。

我依然回不了馬來西亞。我依然錯過了家人的團圓，錯過了餐桌上的笑聲，錯過了那種熟悉的語言在耳邊一整晚流動。

可是在這個過年，我也替某些人的家人，守了一晚。

今年的年味不在煙火裡，也不在熱鬧裡。

它在凌晨三點的走廊裡，在推床輪子的聲音裡，在監測器終於安靜下來的那一刻裡；在我抖著手打完紀錄，抬頭看見天亮時，突然明白：

即使過年都在工作，我也會記得今年的過年很有意義——因為我知道自己正在成為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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