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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292 一線之隔
撰稿：林琦琦

馬太福音 11:28–30「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以賽亞書 66:13「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

詩篇 103:13「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那是我大學六年級、在醫院實習的最後一年發生的事。

那一年我過得很像一台一直運轉的機器。日子被交班、查房、寫病歷、被問問題、被訂正切成一塊一塊，沒有空白。壓力大的時候，有些人會靠吃東西救命，我不是。我是那種壓力一來就吃不下的人——便當打開，明明肚子空，可是胃像打了結，吞兩口就想吐。那時候我只覺得「實習就是這樣」，覺得撐過去就好了。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自己陰道出血，一點點的。

我第一個反射動作是查手機行事曆：奇怪，離生理期還有兩週。這時間點不對。身為實習醫師，我知道「一點點」不代表沒事，反而常常是身體最早、最客氣的提醒。我沒有硬撐，直接掛了婦產科門診。

到了預約那天，我走進診間，把症狀講清楚。醫師說那先做超音波。探頭一放上去，螢幕上的影像我看得懂——我畢竟天天在醫院，這不是陌生的畫面。她邊掃邊說明，最後下了個很輕的結論：「你這是有黃體沒有卵子的情況，會出血。身體沒什麼大問題，通常會自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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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先鬆了一口氣。

但她又補了一句，語氣像在提醒我把眼光放遠一點：「倒是你的荷爾蒙看起來很亂。我建議你不要只在婦產科做婦產科那一套荷爾蒙檢查，而是去內分泌科做完整的全身荷爾蒙抽血檢查。」

我當下其實有點不服氣，也有點不敢相信。完整的內分泌抽血？會不會太誇張？可是我也知道，當醫師講出「全套」兩個字，多半是她已經在腦中把鑑別診斷排了一輪。於是我還是乖乖去掛了內分泌科門診。

內分泌科那天，我把婦產科的經過一五一十說完。醫師想了想，沒多說什麼，直接幫我開了全套抽血，然後說：「下個禮拜回來看報告。」

那一週我表面上照常上班，心裡卻像多了一根細刺。因為我不是完全不懂——我懂得越多，反而越容易在腦袋裡把最壞的劇本先演一遍。

下個禮拜回診，醫師盯著電腦，眉頭皺起來，而且是那種越看越沉的皺。他沒有立刻講結論，反而先停了一秒，好像在想要怎麼把這句話放到我面前。

然後他慢慢地說：「你的 ACTH 太高了，高到難以想像。Cortisol 也太高了。這是 Cushing syndrome。我們需要一系列的檢查，而且我們懷疑你的腦下垂體附近有一顆良性的腫瘤，pituitary adenoma，需要安排核磁共振。」
（附註： Cushing syndrome又称库兴氏症候群或皮质醇增多症，是因长期接触过量皮质醇（一种激素）而导致的代谢紊乱。）

我聽到 Cushing syndrome 的時候，腦袋竟然不是空白，而是自動翻開課本：那幾頁我熟到不能再熟。臨床表現、鑑別診斷、檢查流程，甚至連治療方向都能背出來。只是我從沒想過，有一天這個詞不是考題，而是落在我身上。

醫師又說：「但是目前核磁共振已經排到三個月後。你要不要直接住院？住院的話，我們可以把檢查快點做完。」

pituitary adenoma——我連開刀的術式都懂。經蝶竇、顯微鏡或內視鏡路徑、術後要注意什麼，我都懂。也因為我懂，那一刻更慌：不是因為我不知道，而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是真的」會意味著什麼。
【附註：Pituitary Adenoma简称垂体瘤，是发生于脑下垂体、主要为良性的非癌性肿瘤。由于垂体是人体“主腺”，肿瘤可导致激素分泌紊乱（过多或过少）或压迫周围结构（如视神经），引起头痛、视力下降、内分泌症状（如停经、溢乳、肢端肥大）。常见于20-40岁成人，多用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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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再等三個月，我想趕快知道答案。於是我回答：「好，那就安排住院檢查。」

我跟實習單位請了一個禮拜的假，隔天就住進醫院，開始一連串密集的檢查。每天都有新的抽血、新的測試、新的指標，像一張張牌被翻開。我一邊照著流程走，一邊在心裡算：如果真的需要手術，我術後誰照顧？我人在異地念書，沒有家屬在身邊。洗澡、吃飯、下床、上廁所——這些最基本的事情，手術後都可能需要人幫忙。

我第一時間其實不想打擾爸媽。

那時他們正在海邊度假，我知道他們期待那趟旅行很久了。我也害怕他們擔心——我最怕的不是自己生病，是怕我一句話就把他們的世界弄得天翻地覆。可是我想來想去，最後還是不得不承認：如果真的要面對大事，我不可能完全自己扛。

所以我打電話給他們。

我打去的時候，他們正在吃海鮮吃到一半。電話那頭原本是餐廳的熱鬧聲、筷子碰盤子的聲音，還有海邊旅行那種很輕鬆的背景。然後我把事情從頭說到尾——出血、婦產科、全套抽血、ACTH 和 cortisol 高得誇張、懷疑 Cushing syndrome、懷疑 pituitary adenoma、我已經住院、接下來可能要做核磁共振、甚至可能要談手術。

我說完的那幾秒，電話那頭安靜得像被抽走聲音。

我能想像他們的表情：筷子可能停在半空中，海鮮還在桌上冒著熱氣，可是那頓飯突然沒了味道。他們沒有多問什麼，只有一種很明顯的沉下去——那種父母在聽到「孩子可能出事」時，整個人往下掉的沉。

那趟度假，就在那通電話之後結束了。

他們吃完那頓海鮮，幾乎就回住宿的地方退房，直接回家。什麼海邊散步、什麼放空行程，全都消失。他們回到家後立刻開始想辦法要怎麼來台灣。

偏偏那時候是疫情第一年，各國封鎖得很嚴。要入境不是買張機票就能走。他們得從家裡開四、五個小時的車去到吉隆坡，還要用特殊理由申請簽證入境台灣。流程一關接一關，每一關都要等、都要補文件、都要花錢。

那筆費用最後超過新台幣 75,000 元—比我私立醫學院醫學系一學期的學費還要更多。錢是真的花了，假期也真的泡湯了。只是他們沒有一句怨，只有一句一句很短的「你先把檢查做好」「你不要怕」「我們想辦法」。

更戲劇化的是：他們把所有流程跑完的時候，我這邊的檢查結果也剛好出來了。

那天醫師走進病房，表情跟第一次告訴我「Cushing syndrome」時完全不同。他看著我，像是在宣布一個好消息：「恭喜你，所有檢查看起來都沒有真的指向腫瘤或庫欣症候群的確診。比較像是壓力造成的暫時性變化。你實習壓力很大吧？你的指數才會飆得那麼高。你要注意壓力管理，因為你的生活型態接下來到住院醫師可能還會很長一段時間都很緊。」

我聽到那句「恭喜你，什麼事情都沒有」的時候，整個人像突然被放回地面。原來我不是要進手術室，原來我只是需要學會停下來，原來我真的被壓力逼到連內分泌都在尖叫。

我立刻打電話給爸媽。

我才剛說「結果出來了，沒事」，電話那頭就像有人把胸口的石頭搬開一樣，先是長長一口氣，然後是媽媽帶哭腔的「謝謝主」。而爸爸——我一直以為他是那種再怎麼樣都會硬撐著的人——在電話裡哭得唏哩嘩啦。我一邊聽，一邊突然覺得鼻酸到不行。

那是我第一次很清楚地明白：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其實在孩子面前根本不成立。父母的眼淚從來不是示弱，是愛的本能。那種愛不是平常天天說「我愛你」的那種，而是你出事了，他們可以立刻把整個世界翻過來，什麼都不要，只要你平安。

後來回頭看，這整件事看起來像一場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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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莫名其妙住了一個禮拜的病房，請了一個禮拜的假；爸媽花了新台幣 75,000 元跑程序，海邊旅行只剩一頓吃到一半的海鮮；最後我卻帶著健康的身體走出醫院，好像一切都沒發生。

可是我知道，真正發生的不是診斷，而是看見。

我看見自己的壓力大到會吃不下，身體甚至用出血把我拉停；我也看見父母的愛，有時候像遠在天邊——時間到了，他們會匯生活費、學費，而平常你自己生活、自己扛、自己長大，他們不可能立刻出現幫你處理每一個麻煩。但到了關鍵時刻，還得是父母。他們會在你最需要的那一刻，用他們能做到的一切靠近你。

也因此，我後來學會提醒自己：壓力不是靠硬撐就會自己消失，你要給它出口。哪怕只是每天十分鐘走路、三分鐘深呼吸、把那口吞不下去的心事說給一個信任的人聽，或是逼自己好好吃完一餐、好好睡一覺。不要等到身體用最驚人的方式提醒你，你才願意停。

那一年我以為我在跟庫欣症候群周旋，跟 pituitary adenoma 的可能性周旋，跟一系列檢查和住院周旋。最後我才發現，我真正學到的是另一件事：我不是孤軍奮戰。愛可能不在日常的每一秒都能立刻抵達，但在你最需要的時候，它會用最大的力氣奔向你。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
母親怎樣安慰兒子。

而那些我以為只是經文裡的句子，在那通吃海鮮吃到一半的電話裡，忽然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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