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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289 走向博士班
撰稿：林琦琦

决定读博士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忽然想通了」的瞬间，而是一段被生活与身体推到墙角之后，才慢慢看见出口的路。

那是我升上第二年住院医师的第一个月。班表像一张不讲道理的网：其中九天，我从早上八点站到晚上八点，在儿科急诊连续应战；另外有五天，我的出现方式更像被切碎的时间——中午只在午餐的一个半小时短暂停靠，傍晚五点半又得回到医院，接著一路驻守儿科一般病房到隔天早上八点。还有两天，是周末的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都在儿科一般病房里待命。白天与黑夜被拆散、打乱、重新拼贴，睡眠像被人从我手上硬生生抽走，生活作息理所当然地崩成一团。

偏偏那又是秋天换季——我最容易发作的季节。忧郁像潮湿的冷气，无声无息地渗进骨头里。为了抵御外科、内科、急诊各种科别交叠而来的压力，我常常往精神科医师那里报到。药一再调整，剂量越拉越高，种类越加越多，多到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看著某个病人的药单，忽然觉得整件事荒谬得令人想笑。

我吃的药，比我的病人吃的药还多。

那一秒我不是崩溃，而是清醒。清醒到刺痛。

到底谁才是病人？到底我在照顾病人，那谁来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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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去找了教学部，申请留职停薪，先让自己停下来。那段空白像一口深呼吸——不是因为我终于放松，而是因为我必须活下去。我需要在这段停下来的时间里想清楚：我的医师生涯，要怎么继续？

坦白说，原则上我不愿意再继续。不是不爱病人，而是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力气再承担那种日复一日的高压。

可我同时也被现实卡住了。作为外国人，回到本国并没有一个能用上我专业的地方愿意聘请我；留在台湾，又要用什么身分留下来？我像站在两扇都上了锁的门前，手里握著钥匙，却不知道是哪一把。

我一直想成为临床心理师。我关切儿童心理卫生——后来发现，或许不只是儿童，而是所有年龄的人，所有背著伤走到今天的人。于是我开始申请某大学的研究所。结果就差两分，我落榜了。

那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方向感像被拔掉的指南针，只剩疲惫与茫然。就在这样毫无头绪的时候，我在教会巧遇一位长辈。他是某大学理学院的院长。得知了我的遭遇，知道我身体欠安、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也听到我对未来的恐惧与卡关。

我跟他说，我心里其实知道很难再考上想去的地方，但我对脑神经有兴趣。

他没有用「你要加油」这种空泛的话安慰我。他很直接地说：那你来我们学校的生物医学系。

我又说，我对 PTSD 很有兴趣（附注： 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他立刻帮我牵线，联系一大群正在研究 PTSD 与童年创伤的脑神经科学教授。那些名字与研究方向，像一盏盏灯突然被点亮：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人在做我关心的事，而且做得那么深、那么扎实。就在那一次又一次的介绍与连结之中，教授们被联系起来，我也渐渐找到指导教授，甚至开始讨论研究题目。我的研究方向就此定了下来——专攻童年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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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通往博士班还差一个关键：我需要一篇硕士论文。我几乎是用「赶紧抓住救生圈」的速度，去找医院一位研究型主治医师。我原本以为会被婉拒，毕竟我已经离开临床、状态也不稳，谁会愿意承接？没想到他一口答应，说愿意带我写论文，甚至把我放在第一作者。

那两个月，我像把自己剩下的力气全部集中到一件事上。每天写、每天改、每天查资料与修架构。写到后来，我们的论文品质已经达到可以发表的程度——远远不是「硕士水平」而已。甚至，我们还能去儿科医学会发表。

这件事对我而言有种奇异的反差感。

我曾经想当儿科医师。如果我一路当儿科住院医师，我自然会是儿科医学会的一员，穿著白袍、站在那个体系里，一步步往前。但如今我已经没有能力再承担那样的住院医师生活；身体不允许，心也不允许。可我却用另一种方式，意外地走进了同一个场域——不是以住院医师的身分，而是以研究者的身分；不是守在病房的夜里，而是站在讲台的灯下。

我站在那里发表论文时，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得意，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谢：原来我以为被迫中止的人生，还能被重新编排；原来我以为结束的路，只是转了弯；原来我以为的「失去」，最后竟然变成了「被带领」。

上帝带领的路迂迴峰转，但终究，一切都是恩典。

圣经 箴言16章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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