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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126 黑暗时期对宗教改革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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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126 黑暗时期对宗教改革带来的影响
撰稿:楷文

引言

“黑暗时期”这个术语最初是指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开始的整个时期。“中世
纪”这个术语与前者相似,但包含“中间的”意思的时期,指的是从古典时代到现代之间。

当从历史的角度逆着时间的方向进入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时。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政治,文化,宗教仿佛都在预备着一场巨大变革的来临。它如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为日出的那一线曙光铺展了最坚实的舞台。要了解改教运动,就要先进入这个最黑暗的时期。从这时期的三大运动出发,去了解它们是如何悄悄地使到“时候满足”的。[1]

一、政治上的变化

(一)教皇与君王的冲突   

从十一世纪中叶到第十五世纪中叶,教皇与皇帝在原则上理应是相互辅助的两个掌权者。然而大部分时间却陷于剧烈的斗争中。虽说理论上二者应该是平等互助,一者管理属灵事务,一者管理属世事务,各在其领域内掌最高权力。但是更多时候则是时而皇帝的权力高于教皇,如丕平二世与查理曼大帝都使教皇成为皇帝的奴仆。[2] 时而教皇的权力高于皇帝。教皇的权力不断增进经历过数世纪之久,到了教皇依诺森三世(1198-1216)的时候,它已经增加到了极点。教皇的属世权力被推到了一个巅峰。依诺森三世完成了教皇权力增长的最后工作。[3] 在整个十三世纪,从依诺森三世到波尼法修八世(1294

-1303),教皇都能保持教会的属世权威。但到了波尼法修八世时代开始,教皇的权势开始快速的衰弱。因为到了波尼法修在位的时候,虽然才过去一百年时间,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封建制度的崩溃,贵族失去权势,代之而起的是强烈的民族意识,[4] 尤其是在法国。当教皇革除法王教籍时,法国百姓不但不因此放弃对法王的效忠,反而更团结起来支持法王,在这种局势下,就使法王可以公然地蔑视教皇波尼法修八世。[5]

(二)“巴比伦被掳”时期[6]

在波尼法修的继承者本笃十一世(1303-1304)去世后十一个月才选出了继承人革利免五世。罗马的枢机主教团选出革利免,但他在里昂接受加冕,且没有返回意大利。革利免五世完全受制于法国,加上罗马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在公元1309年,教皇的宝座从罗马被迁址法国南部的亚威农。教廷留在该地一直到1376年,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教皇巴比伦被掳时期”。“被掳”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所有教皇都在法王控制之下;“巴比伦”是因为前后持续了约七十年之后,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样。继革利免之后的七个亚威农教皇都是法国人。[7]

因为在亚威农的教皇完全听命于法国国王,其他各国人民就不再尊重教皇。除此之外,民族意识也在其他国家滋长。在德国的一些王族有权选举国王,他们宣称德王的权柄是来自上帝而非来自教皇。在选举及行政权柄上,德王完全不受教皇控制,这一原则成为德国的宪法。[8] 不单德国为了维护帝国政权的独立常与教皇冲突,当时正在与法国交战的英国就更加反对教皇的教权了。一直到公元1366年,当英王爱德华三世在位时,国会宣布撤销英王约翰在1213年将英国划归教皇统治的条约,[9] 终止英国与罗马教会间臣属的关系,并拒绝缴纳英王约翰在位时向教皇依诺森三世所应允的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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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廷大分裂

虽然乌尔班五世(1362-1370)曾于1367年重回罗马。但1370年,教廷又被迁回了亚威农。直到到了1377年,贵钩利十一世(1370-1378),因罗马城形势纷扰不堪,为维持教皇权力计划,才不得不重将教廷搬回罗马。当第二年,贵钩利十一世暴毙时,所有枢机主教均在罗马。他们多数是法国人,自然希望再回到亚威农去。但罗马群众决意要将教皇留居罗马,因此激励鼓吹选意大利人为教皇。[10] 因为当时群情鼎沸,枢机主教团只能选出了一位不勒斯人成为乌尔班六世。之后因为意见的不合,他们就独自回到亚威农。回到亚威农之后,他们宣布选任乌尔班六世是因迫于无奈,并宣布乌尔班六世教皇地位不合法。在遭到乌尔班六世拒绝之后,他们另选了一位教皇,这人是与法王有血缘关系的公爵,取号为革利免七世。之后乌尔班且另外指派,组成了一个新的枢机主教团。[11] 时至此时,出现了两位教皇,一位在罗马,一位在亚威农。两人彼此咒诅,彼此开除对方教籍。公元1409年,在比萨举行了一次大公会议,原意为废除两位教皇,选立一位新的教皇,结果却使教会从两位教皇变成了三位教皇。虽然最后得以在1417年的君士坦丁会议中得以解决。但是教皇制的尊严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从此再无法完全恢复。[12]

(四)小结

在巴比伦时期,教皇为了钱财而以各种无耻的手段,如出卖主教职位及赎罪券,或向信徒抽取重税,[13] 使教皇在欧洲许多人心中的精神形象崩溃。而大分裂时期则使教皇在政治上的权力彻底崩盘。恰恰相反的却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使各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获得更多的主权。[14] 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西欧诸国更是兴起了一种惊人的国王权威与国家意识。法国因着长期战争,而使封建势力被消灭无余。君主独裁之局大为稳固。到了路易十一世(1461-1484)时,他凭借阴谋、武力与专制淫威,又得民众助力,推翻封建势力,成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君权。到了其子查理八世登位后,便利用这样一种稳固集中的国力,开始向外开扩。之后入侵意大利,激起列强争权夺利。[15] 而且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各国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个强大的政府作为自己对外贸易竞争时的坚强后盾,因此他们更加激烈地反对封建割据,尽力支持统一的王权政府。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除德国和意大利外,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君主专制的政府。当时教会在欧洲拥有大量土地,是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矛头就必然指向教会。[16] 至此欧洲政局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改教运动全部的政治背景于斯造成。

二、心智文化上的变化[17]

(一)文艺复兴的原因与意义

进入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不能避免的要谈到文艺复兴,这场波及欧洲社会各个层面的运动如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文艺复兴最早起源于意大利,而佛罗伦斯则成为了这场思想史上辉煌新运动的摇篮。至于为什么文艺复兴会在这里孕育。至今仍不能肯定。但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可能是遍布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的古罗马建筑和遗迹的断垣残壁,在文艺复兴时期点燃思想家对古罗马文明的兴趣。特别是在那个文化枯竭和贫瘠的时代中。也可能是佛罗伦斯的经济繁荣创造了闲暇的时间,因而产生了对文学与艺术的诉求。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希腊语的知识分子大量向西迁移,也极可能导致离君士坦丁堡十分接近的意大利兴起对希腊古典文学的兴趣。[18] 总而言之,一场从意大利开始的思想运动,通过各种渠道影响至欧洲各处。因着蛮族侵略而笼罩了西欧近千年的无知和野蛮逐渐被驱散,[19] 人们的心智开始苏醒。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古典的与科学的,而且很少唤起或绝未唤起一种宗教改革的倾向;但到了西北欧,文艺复兴却是宗教的与道德的。[20] 故此本文会主要讨论关于北欧的文艺复兴,因为它对于后来的改教运动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二)北欧的文艺复兴

    当文艺复兴传到北欧后,它原来的特性更改了,转而进入宗教敬虔的层面。人们开始关心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初期教会教父们的著作,也以新的印刷方式出版。这些新的文字装备以及新的研经资料,使圣经的研读,获得更多新的见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研究,对改教运动领袖们有极重大的影响,它为改教运动者提供了整个教会背景的资料,使他们看清自己所处的教会已经与教父时期单纯的教会大相径庭,而教会里所堆满的各种宗教仪文、习惯与礼仪,也都是使徒教会所没有的。[21]

1.对圣经研究的影响。

    与文艺复兴有密切关联的几种重要的发明包含了像指南针的改良,纸的使用和印刷术的发明以及火药的发明等等。中国人所发明的造纸术,约在1250年,希腊人从回教徒学得了造纸的方法。第一个造纸厂于1276年被设立于意大利。到了1450年,纸张已经为欧洲人所通用,并在1450年的哥敦堡发明了印刷机。此印刷机所出的第一本术就是一本大约印刷于1453年的拉丁文圣经。[22] 十五、十六世纪,印刷术的革新,活铅字版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之后圣经的普及。[23]

文艺复兴不仅在科技上帮助了圣经的普及。更重要的是因其对于“回到本源”(ad fontes)重视的特质,而使人们追求越过中世纪的糟粕,为的是重拾古典时代思想与艺术的光辉。所以中世纪的释经书籍(包含圣经的注释)所形成的“过滤器”必须加以舍弃,才能直接回到原来的文本。这一理念用于基督教,“回到本源”就表示回到基督教的契约上,回到那些早期教父作家,最终回到圣经上。[24] 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有许多的诚心实意的教士开始研究希腊文,甚至是希伯来文。为要改革教会,从而清洁教会的错误

与污点。其中在德国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锐赫林。[25]

约翰锐赫林1455年生于普福慈海姆,年青时在家乡就以精通拉丁文而出名。约于1472年因陪同巴登侯爵的幼子去巴黎求学而来到了巴黎。到了巴黎之后,他开始学习希腊文。到了1477年他硕士毕业就留校教授希腊文。一直到了十五世纪末的时候,锐赫林已经算是德国最有名的希腊学者了。对于促进希腊学术思想的研究,成绩卓越。锐赫林本着文艺复兴的精神,治学总要探溯本源。因此,他先从德国一些非犹太籍学者学习研究希伯来文,以了解旧约圣经。之后又花费两年时间苦心专研。终于在1506年出版了一本希伯来文文法与字典——希伯来发凡,为教会学者洞开该文字的仓库。锐赫林不是更正教徒,他活到1522年,对于他晚年间所眼见风起云涌的改教运动始终不表赞同。但是他对于圣经的研究却有极大的贡献,而真能得到他学术传授的,乃是一位当代改教领袖,也是他的侄孙——墨兰顿。[26]

文艺复兴时代,许多学者通过研究早期教父的著作和研究圣经原文,发现当时教会与过去与圣经的许多不同。许多人又强烈的怀疑,更有一些大学的学者,经常表达对教会无法苟同的看法。但是这种行为,在当时是需要冒相当的危险。因为教会有一支锋利的宝剑,不是用来装饰的,乃是真正用来杀戮的。凡持异议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异教裁判所的锋芒。[27]

2.对学术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注重探索学术思想的来源。就有宗教思想却受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人本主义者而言,他们深究学理,研究传扬圣经真理与教父言论。他们引起了人们研究基督教来源的兴趣。他们的兴趣集中于历史的和文字学的研究,因而产生了人文主义。[28] 他们推翻了后期经院哲学派神学思想的势力,因为他们要追溯源头,他们引进了一种新而自然的圣经注释法。他们将中古时代对于人生的看法大部分改变了。他们也将人们的思想从中古时代的传统主义中大部分解放了出来。[29]

理智的考究,以及历史与哲学的研究,使的人们将教会的文件置于精密的鉴定之下。在1440年,老仁丢证明君士坦丁之御赐教产为伪造。他也曾将拉丁文通俗译本武加大与希腊原文作以精密的比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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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改教者的影响

文艺复兴唤起了人们研究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兴趣。这使人们对圣经有一种更明白的了解,这种了解就是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的伟大改教工作的根据。若没有这种预备,他们决不能成就如此大的事工。[31] 另外是许多受文艺复兴影响的有宗教思想者,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不能供应当时人心灵的需求。但是他们却无意间做了改教运动的开路先锋,为之后的改教者预备人心的沃土。[32] 文艺复兴如同吹散一般人无知,惧怕和迷信的第一阵风,使大地预备迎接一场更大的飓风来到。[33]

在这些受文艺复兴影响的人中,有些成为了帮助改教的人,也有些成为改教者的老师。更有些成为了用血见证信仰的改教先锋。

(三).小结

十五世纪后半期的教皇们也热衷于文艺复兴,他们用钱支持希腊、拉丁文学的学者、作者、画家及建筑师,使他们能专心于文学艺术的创作。那时许多的华美建筑和宏伟教堂今天依然屹立在罗马。这时期,这许多致力于研究古希腊及拉丁文学的学者都是异教徒。他们的研讨和著作导致异教信仰的大复兴。而教皇奢侈的花销、不正当的敛财手段、不道德的生活以及对各国的苛捐杂税,引起了更多人对教皇和教会的不满。尤其是在北欧的国家,这也很可能是文艺复兴传至北欧却成为改教运动极大助力的原因。[34]

三、宗教上的变化[35]

    十四、十五世纪黑暗的欧洲不是没有早早醒觉的人,教会也不是完全没有内部推行改革的想法。但是在改革方面,教会举行的那些会议,根本是软弱无力的。看见教会和这些会议的无能,更加促使了这些改教先锋们起来奋力尝试挽救教会。但对待这些改教的“异端反教者”的时候,教会却开始挥动它锋利的武器。

(一)神秘派

批判性改革活动的其中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神秘主义。这是较为温和,完全非政治性的,但依然为“力求合一”的教会带来挑战。神秘主义亦对教会中形式化的修士制度作出间接的批评。这一派神秘主义学者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为爱克黑(Eckhart 1260

-1327),他也是宗教改革之前德国宗教生活最具推动力的人。他是一名道明会的修士,在巴黎学习和教学。后来回到德国,先在斯特拉斯堡,之后再到科隆教学,并在那里成为当时极著名的传道者。虽然其晚年一些言论被约翰二十二世指控为传讲异端。[36] 但他和他的著作对于后来他的学生陶勒尔和荷兰的锐斯布若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7]

神秘主义这种强调内心与神联合,以致生发外在行为的思想,不仅透过爱克黑、陶勒尔、亨利舒苏在德国影响着人们。一些他们的跟随者自称为“上帝的朋友”,并留在教会之中,但成立组织松散的会社,去推动个人的改变和与神合一。[38]

受德国神秘派的影响,锐斯布若克开始在荷兰促进神秘主义运动。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革若特(1340-1384)在受锐斯布若克影响下,建立了“共同生活弟兄会”。[39] 后来“共同生活弟兄会”在德国和荷兰如同给生活中污浊空气中的人们出去了一缕清风。带来了强烈的宗教复兴。他们希望籍教育之法,带出全教会的改革。之后许多帮助教会改革并影响巨大的伟人都在他们的学校受过造就如:韦索的约翰、伊拉斯姆及多马肯培。连马丁路德也曾在他们在马得堡的学校就读一年。[40]

(二)改教的先锋

1.约翰威克理夫(1328?-1384)

“改教运动的晨星”是一名来自约克郡的英国哲学家、神学家、改革家。[41] 威克理夫受教于牛津大学,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公元1376年,威克理夫起来反对教会,当时引起他反对的主要是教会的财富及教权,特别是教皇对于与政权干涉的权势。[42] 他认为教会需要彻底的革新,教会必须回到使徒时代的贫穷和单纯。对于教皇,他甚至称教皇为“敌基督”。更重要的是他宣称:“只有圣经是信仰的根据,教会不是信仰的准则。”他为了使英国的基督徒能够自己读圣经,威克理夫将圣经翻译成英文,还写了好些书。这一切的行为与改教时期的那些改教者所做的是何其的相似。[43]

这些行为自然引起了教皇和腐化的圣职人员的极大不满。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设法杀死威克理夫。但是威克理夫却得到了很多英国人的支持,不止英国的平民支持他,就连许多贵族也支持他,并且保护她。使他不至落去迫害者之手。贵族之所以支持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提议英国在政治上独立,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教皇的控制。贵族当然赞成这个论调。[44] 另外一个使教皇最总没能杀死威克理夫的原因,在1378年,教会进入了大分裂时期,教皇的权势跌至低谷。每个教皇更有各自攻击的对象和支持他们的各国。这可能也导致了英国的贵族敢于去反对教皇,因为每个教皇都需要寻求各国的支持。

公元1384年的最后一天,威克理夫平安去世。他所组织的“罗拉得”派,虽在后来受到迫害,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下去,并成为日后英国改教的重要力量。[45]

2.约翰胡司(1369-1415)

波希米亚的胡司受威克理夫事迹的激励,也深受其著作的影响。之后他就开始大胆地指责圣职人员的腐败和教会的问题。胡司的许多言论,后来都成为改教运动的主要教导。如他将“在教会里”及“属于教会”这两种人加以分别,他说:“一个人可以在教会。但并不真正属于教会。”“在宇宙教会中,唯有基督是头。”后来胡司因为谴责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而被教皇革除教籍。在1414年的君士坦丁大公会议,胡司应邀前往。但是却被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抓捕,以异端罪名关进监牢。在经过八个月的牢狱折磨之后,于1415年7月6日。这位改教的先锋,黑夜中的呐喊者,走上了早已架好的火刑柱。熊熊的烈火吞没了他的全身,但是却不能吞没他对信仰的坚持。终于胡司以“殉道者之死”结束了他的一生。[46]

(三)小结[47]

    在威克理夫和胡司只是这个黑暗时期中改教者的代表。有些人呐喊者的名字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如意大利的萨沃那柔拉。[48] 也有些改革者可能成为了历史中一个名词中的一部份,如同罗拉得派。或许有些人只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束光,点亮了一些人眼前的黑暗,他们是谁没有人知道,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他们印记。但是,相信每个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中为信仰坚持的信徒,他们的名字,那位掌管全能的神都知道,也被祂记念在祂的册上。

四、结语

黑夜再黑暗,终究要迎来黎明。当时间使历史迎来了那清晨的第一线曙光,终于“时候满足”,一五一七年和预备已久的改教运动,拉开了教会一个新的篇章。

参考书目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马杰伟和许建人译。香港:种子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

毕尔麦尔。《中世纪教会史》。雷立柏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谷勒本。《教会历史》。李少兰译。台北:道声出版社,1965。

G.R.埃文斯。《中世纪的信仰》。茆卫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谢受灵和赵毅之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

麦格夫。《历史神学丛书: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修订版。蔡锦园和陈佐人译。香港:基

道出版社,2006。

潘毅坚。《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影响》。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2013。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李林静芝译。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

2009。

沈介山。《基督教会史大纲》。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6。

唐逸主编。《基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余达心。《基督教发展史新释》。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94。

Hill, Jonathan. The New Lion Handbook: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xford:Lion

Hudson, 2007.

注脚

 [1]  潘毅坚 《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影响》,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1。

[2] 谷勒本,《教会历史》,李少兰译(台北:道声出版社,1965),208。 

[3] 谷勒本,《教会历史》,235。

[4] 我们现在对民族国家本质的观念,在十三世纪开始时并不普遍,虽然国与国之间在地理、哲学思想、文化和语言等方面不同,但这些居住在欧洲(这个名称亦要到十五世纪时才出现)的民族却共同归顺于中世纪两大普世势力:帝国与教会;然而民族意识开始在一些地方的人民中出现,这些地方的人民拥有共同传统习俗、共同的语言、中央政府和天然的屏障作为疆界。见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214

[5]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李林静芝译(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9),137-38。 

[6]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39-40。

[7]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马杰伟和许建人译(香港:种子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216。

[8] 德国选举诸侯在公元1338年,在仁斯(Rense)这地方发出一道通告,宣言皇帝被选后,无论是

开始执行,或继续执行其任务,均无需得教皇准许,该宣言于同年在法兰克福举行国会时加以追认。见华尔克,《基督教会史》,461。 

[9]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谢受灵和赵毅之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463-64。

[10]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465-66。

[11]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217。

[12]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40-41。 

[13]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40。

[14]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214。 

[15]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465-66。

[16] 唐逸编,《基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9。

[17] 沈介山,《基督教会史大纲》(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6),64。 

[18] 麦格夫,《历史神学丛书: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修订版,蔡锦园和陈佐人译(香港:基道出版社,

2006),55-56。

[19]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55。

[20] 谷勒本,《教会历史》,255。

[21]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55-56。 

[22] 谷勒本,《教会历史》,257。

[23] 唐逸编,《基督教史》,192。

[24] 麦格夫,《历史神学丛书:宗教改革运动思潮》,61。

[25]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510。 

[26]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510-12。

[27]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59。

[28] 谷勒本,《教会历史》,258。 

[29]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516。 

[30] 谷勒本,《教会历史》,258。 

[31] 谷勒本,《教会历史》,259。

[32]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516。

[33] 培克尔,《基督教史略》,萧维元译(香港:浸信会出版社,1981),233。

[34]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56。 

[35]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221。

[36]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225。

[37]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442-44。 

[38]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226。 

[39]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226。

[40]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57。

[41]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221。

[42]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468。 

[43]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48-49。 

[44] 余达心,《基督教发展史新释》(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94),58。

[45]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222-24。

[46]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150-54。

[47] 潘毅坚 《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影响》,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14。

[48] 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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