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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131 透析约翰卫斯理时期与今日教会的反思
撰稿：楷文

引言[1]

虽然过去的历史已经被潜藏于时间的长河之下，但是却仍散发着独属于它的迷人光芒。因为“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这是古老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的呐喊。[2] 因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是传道者在圣经中的无奈。因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一代帝王李世民的感叹。[3] 历史虽是已过的曾经，却是我们开启明天的钥匙。对于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之时代的教会来说，漫漫教会历史中的得失成败就成为今日的明镜。本文将从约翰卫斯理及其对那个时代的影响，来思考如何应对当代教会在时代处境下的挑战及宣教使命。

一、英国与卫斯理

（一）十八世纪的英国

在政治方面，十八世纪初的英国如莱尔所述，在那时的英国，贪污腐败、营私舞弊、高官们滥用职权，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事，而清正廉洁则完全欠收。许多市镇陷于腐朽，各阶层公然受贿，毫无廉耻可言，[4] 因为立法及行政权力完全操纵在贵族手中，平民无权过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成为了压迫平民的工具。许多史学家甚至称十八世纪为英国最不同情平民的世纪。[5] 这就是那个时期的政治状况留给民众最直观的印象。在经济方面，虽然随着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平民生活却未见变好。[6] 机器的运用是到很多工人失业，这些无业游民困苦贫乏，酗酒及各样的罪恶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而贫富差距也在这样的环境下越来越悬殊。[7]而在社会道德方面，根据莱尔的描述，决斗、奸淫、私通、赌博、咒诅、醉酒在那时几乎不被认为是坏事。相反，那都是高层社会的时尚，沉溺其中的人不会被认为比其他人更坏。[8]

至于教会与信仰方面，到了十八世纪，虽然当时的英国国教有令人羡慕的信条，有着历史悠久的礼拜仪式、教区制度、主日侍奉，还有一万在职的神职人员。不信国教的团体也享有千辛万苦斗争得来的自由和讲坛发言权。但对任何一方，都不能说他们是活的。从主教到一般神职人员，虽然有少数的“仁人志士”，但是更多的则是与当时的黑暗俗世极为合拍的“宗教职业者”甚至“宗教恶棍”。[9] 他们道德败坏，且一味谄媚权贵阶层。求权求利，却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置于脑后。[10] 他们回到自己的教区中，尽可能少做事、少讲道。如果真要讲，他们的讲章常常使听者不知所云。莱尔称这时英国各处的讲章比可怜的道德说教好不到哪里去，完全没有任何使人觉醒、让人回转或拯救灵魂的内容。根据他们的讲道，很难判断他们到底是孔子、穆罕穆德还是耶稣的门徒。[11]

总的来说，英国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更加地糟糕。如布鲁斯·雪莱所说：“在18世纪前几十年，英格兰完全不像一个会产生出震动全民族、充满生命活力的信仰复兴的地方。”[12]

（二）卫斯理与卫理宗

有史学家把卫理宗和法国大革命并列为震撼十八世纪的两件大事。[13] 怀海德同样认为是卫斯理与卫理宗而使到英国免于一场如同“法国大革命”的地震，使到英伦海峡两岸截然不同。[14]。

约翰卫斯理出生成长在一个英国国教牧师的家庭，不仅他的父亲是牧师，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国教的牧师。[15] 而后来卫斯理也成为了一名国教的牧师。笔者认为卫斯理其事奉开始带来巨大影响，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发生在一七三九年的四月。对于一名英国国教的牧师来说，卫斯理清楚的知道国教的规条。露天布道是一件违反国教习俗与规条的事情。[16] 如他日记中所述，他也认为自己“生平一直到这时对各种仪礼均持极端慎重的态度，甚至认为救人灵魂的事，若不是在教堂里举行，就几乎等于是一种罪。”[17] 但是一方面因着许多教堂开始向他严闭门户，另一方面因着好友怀特腓德的请求以及看到那些贫苦人民的可怜与需要。卫斯理在布里斯托尔开始了一生的露天布道之旅。[18] 这些被排除于英国国教之外的人，就成为卫斯理牧养以及宣教的对象。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把整个世界当做我的牧区；我的意思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向凡喜欢听道的人传报救恩的好讯息是理所当然，也是我本分所当做的。”[19] 这就不难发现，对于卫斯理来说，这些“挂名”的基督徒与异教徒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宣教亦可在教内与身边。

在卫斯理的服事中，不单注重内在的信仰生命与救恩。同时亦关心“社会关怀”的问题。他探访那些身处监狱的犯人，向他们传讲福音。[20] 他热心于孩童的教育问题，为那些一般贫寒的儿童筹建学校，在给予他们知识教育的同时，也给予他们宗教信仰的教育。[21] 在必要的时候卫斯理亦开展施舍的工作，筹款救助那些失业的工人。[22] 可以说，卫斯理对于民间情形非常的关心，并且付之行动。不单著书来帮助与关切，如其为了贫民能自我医治所出的《简单医药治疗法》，如指责损害社会利益的私贩者的《为私贩者进一言》，如反对努力制度的《奴隶制的感想》。[23] 亦身体力行的施舍穷人，总计他一生所施散的钱不下三万镑之多。[24] 虽然这些记录只能算是镜中窥豹，但是却足以发现，卫斯理的生命与他的教导是相符合的。而且足可见其不仅关心人生命灵魂的需要，还同时关心人现实生活的需要。而其对那个时代需要的宽广视野与敏锐洞察实在是无几人可及的。[25]

在教会组织方面，可以说，卫斯理是一名极具组织能力的领袖。在他的循道会社中，他将会社分成了若干的小组。以便会员相互鼓励，彼此监督以培养基督化的生活。这一方法原采自莫拉维亚弟兄会。后经卫斯理的发明和改进，又加入了发放定期更换的“会劵”来确认其会员资格，同时也方便对会员生活进行监督。后又因教会实际经费的需要，以及为了便于征捐。于一七四二年开始卫斯理将全体会员分成若干个“班”。每班约十二人，每班设班长一人。这种分班的办法不但便于征捐，而且后来大有裨益于灵性修养及互相勉励。[26] 这种班会的制度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开始在大多数教会中失去活力，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整个社会都已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这种班会制度在一些教会中任然存在。[27]

如果卫斯理的班会制度没有“巡回”制度的辅助，即卫斯理所设立的周游平信徒教士制度，是注定要崩溃的。虽然当时有人对这一制度抱以嘲讽的态度。但是在卫斯理的直接监督之下，却真实训练了一大批优秀的平信徒灵修。直至十八世纪末，卫理宗的会友已达十万人，整个运动的班会领袖必然超过一万人。[28]卫斯理和他所创立的卫理宗真实的影响及震动了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挑战中，无疑他是一位勇敢且成功的战士与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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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对当代教会的提醒与警示[29]

（一）当代教会的处境与情况

笔者自知能力与视野都极为有限，为免于有“高谈阔论”之嫌，且望对自己实际有所助益。下文将会把讨论的焦点放在一坚学者对于温州教会的观察研究结果。[30]

当下的中国社会同样处于一种希望与绝望并存、即光明又黑暗的矛盾中。与十八世纪的英国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飞速的发展已成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事实的背后，人们是否对社会感到满意呢？经过了30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社会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在最近几年里，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恐怖袭击、信访受压、绝望自杀、交通事故等多个方面。“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泄愤、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还有信访成了非法、追尾事故不断，加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的社会怨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后，呈现出的，却是中国学者们所说之“溃败”、“溃散”的迹象。中国的知识界对社会怨气的原因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败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31] 这种种的原因造就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怨气，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在怨气中产生了各种扭曲的社会文化。虽然中国政府也在近些年通过各种宣传或媒体，传播一些积极正面的讯息。如“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评选之类。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使中国人对社会感到满意和幸福。

由此可见，在飞速发展这美丽的外衣之下，中国教会所面对的时代同样是一个经济、政治、道德全面报警的时代。以温州教会为例子，七十年代的逼迫所带来的“复兴”与增长已经非常明显地出现停滞。而且中国社会在这几十年间快速的变革，世俗化的侵袭，更使教会自然的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从刚开始的不断坚守过去的复兴模式，一直到发现这已不可复制时的迷茫。直到当下的温州教会，因为与海外的交流增多时，在停滞所带来的危机感的推动下，就使教会迫切地希望从外界找到再次“复兴”的秘诀和方法。从而使许多的温州传统教会都出现了“四处求医”的局面，就如组团韩国考察更是一波接一波。这种情况之下，各种所谓的“成功教会”的模式和秘诀就开始被疯狂地填入到教会中来。虽也有一些教会收获些许果效。但实际更多教会所收获的果效却是非常微小。[32]

在传福音方面，过去教会所熟悉的方式就通过生命的影响与爱的关怀，然后邀请他人来到教会的方式。往往只有当身边的家人或朋友出现危机如疾病之类的时候，才能将信仰向其介绍。至于传福音的方法及内容上，最普遍为信徒所熟悉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六字福音。但这样的方法和这样的福音信息使到越发地容易被人误解，也容易被现代的青年人所排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资讯媒体的发达。传统的布道会因为收效不佳也逐渐被教会放弃，而圣诞节一类过去传福音的重头戏，也慢慢变成了吃喝快乐的佳节。唯一作者看见相对效果较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团契关系来吸引人。正如近几年来，大学团契事工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得到蓬勃的发展，甚至许多的大学团契在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就自然地转型为教会。在面对社会的方面。在过去的传统影响之下，教会对于社会有着消极的排斥和抵触。内部力量的减弱使到教会多是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的局面。出于福音的责任，对于社会更多仅是福音的关怀，而纵然有社会关怀的事工。根据笔者观察，也多是仅为传福音的前奏而已。[33]

（二）历史给予今日教会的反思

首先历史给予了，对现今处境不至完全消极的看法。虽然社会和教会都处于一种充满危机的处境中，糟糕的情况更是近乎令人窒息。但是历史却陈述了一个事实，虽然糟糕却不是绝境，因为上帝在历史中的大能是如此的超乎人的想象。在今日的时代中，绝望的社会可以重现，那么相信神翻转的大能仍是可以重现的。

至于以历史对照教会的现状，就不难发现。现状的改变不是一味的防守可以达致的。而不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的改变更是没有果效的。当卫斯理选择走出教堂，走入穷人中间的时候，那就是改变的开始，因为这群人就是最靠近他的福音使命。而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固然我们要努力走出去。但在高呼开拓海外宣教事工的同时，是否也当考虑周围那些触手可及的福音机会呢？

教会固然需要吸取他人的优点，那么就很容易适得其反。就如卫斯理取用了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小组模式，但是却将其转化为一种适合自身异象和目标的模式，这就使到他的小班模式发光发热了一个多世纪。但就算这种在当时功效巨大的模式，也还是最终在时代的转变中落下了帷幕。正所谓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而现今团契在福音上的果效也提醒我们，虽然时代会让模式有所不同，但是牧养上对每个个体生命的关怀却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至于今日教会对与社会的责任与影响，卫斯理的服事就给予我在此事上更远的眼光。在社会关怀上的付出并不一定要立刻以福音做结束的，从长远来说，这是为教会在福音上有更大的和场在做准备。这也提醒今日的教会理应积极地参与对社会的回应，使社会看到教会的声音和身影。纵然如当时的卫斯理一样面对反对和果效不显。

结论

教会历史是神在圣经与圣灵之外，给予今日教会的一份宝贵礼物。[34] 虽然卫斯理和他的卫理宗与今日的教会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面对不同的问题。但是这之间巧妙的关联却以历史给予了今日教会，在时代挑战中中如先知般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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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刘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方绍伟。《中国不一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增订本。谢受灵和赵毅之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

莱尔。《英国复兴领袖传》。梁曙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林辅华。《约翰卫斯理传》。冯雪冰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

普莱士编。《怀海德对话录》。黎登鑫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

施耐达。《奋进的卫斯理与教会更新之模式》。文国伟译。香港：天道书楼，1984。

余达心。《基督教发展史新译》。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94。

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日记》。许碧瑞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赵灿东。〈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中教研究》12（2002）：4-6。

周文英。〈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1740-1840)〉。《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00）：78-83。

百度百科。〈以史为镜〉。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tUFuS22S4x1jTsWWVJ7LiIcHwC4gGx5SkgV7X_LwEAjsNIce0pf0CWyxMZT2r6lImwDe1LTmuC9bD__H3zx8K（2015年10月27日存取）。

注脚：

[1] 一坚，《从约翰卫斯理及其时代慎思今日教会的挑战与宣教使命》，（学术研究论文2014），1。

[2] 赵灿东，〈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中教研究》12（2002）：4。

[3] 百度百科，〈以史为镜〉，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tUFuS22S4x1jTsWWVJ7LiIcHwC4gGx5SkgV7X_LwEAjsNIce0pf0CWyxMZT2r6lImwDe1LTmuC9bD__H3zx8K（2015年10月27日存取）。

[4] 莱尔，《英国复兴领袖传》，梁曙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3。

[5] 周文英，〈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1740-1840)〉，《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00）：78。

[6] 周文英，〈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1740-1840)〉，78。

[7] 余达心，《基督教发展史新译》（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94），120。

[8] 莱尔，《英国复兴领袖传》，7-8。

[9] 莱尔，《英国复兴领袖传》，4-7。

[10] 周文英，〈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1740-1840)〉，79。

[11] 莱尔，《英国复兴领袖传》，4-5。

[12]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刘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77。

[13] 周文英，〈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1740-1840)〉，78。

[14] 普莱士编，《怀海德对话录》，黎登鑫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113。

[15] 林辅华，《约翰卫斯理传》，冯雪冰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1。

[16] 林辅华，《约翰卫斯理传》，30-31。

[17] 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日记》，许碧瑞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41。

[18] 林辅华，《约翰卫斯理传》，37，30-31。

[19] 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日记》，47。

[20] 林辅华，《约翰卫斯理传》，28。

[21] 林辅华，《约翰卫斯理传》，39，58。

[22] 林辅华，《约翰卫斯理传》，43。

[23] 林辅华，《约翰卫斯理传》，136，139-40。

[24] 林辅华，《约翰卫斯理传》，138。

[25] 一坚，《从约翰卫斯理及其时代慎思今日教会的挑战与宣教使命》，（学术研究论文2014），7。

[26]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增订本，谢受灵和赵毅之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801。

[27] 施耐达，《奋进的卫斯理与教会更新之模式》，文国伟译（香港：天道书楼，1984），95。

[28] 施耐达，《奋进的卫斯理与教会更新之模式》，96-98。

[29] 一坚，《从约翰卫斯理及其时代慎思今日教会的挑战与宣教使命》，（学术研究论文2014），9。

[30] 一坚，《从约翰卫斯理及其时代慎思今日教会的挑战与宣教使命》，（学术研究论文2014），11。

[31] 方绍伟，《中国不一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268-69。

[32] 一坚，《从约翰卫斯理及其时代慎思今日教会的挑战与宣教使命》，（学术研究论文2014），13。

[33] 一坚，《从约翰卫斯理及其时代慎思今日教会的挑战与宣教使命》，（学术研究论文2014），18。

[34] 一坚，《从约翰卫斯理及其时代慎思今日教会的挑战与宣教使命》，（学术研究论文2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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